今年，63%的印度矿从3月的980元/吨最高涨到4月中旬的1210元/吨，65%的巴西矿从3月的1070元/吨最高涨到4月中旬的1420元/吨，涨幅分别为23.5%和32.75%。然而，4月中旬到7月初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跌幅在20%左右。“过山车”式行情着实增加了钢铁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的采购难度，企业不仅面临着价格频繁波动的风险，还存在着采购数量、采购周期、原料库存及生产计划等各种风险隐患。根据中钢协的统计数据和国内各大钢厂财报，国内钢企在钢材价格上涨过程中的利润萎缩甚至亏损很大原因在于上游原材料价格更大幅度的上涨。2009年，63%的澳洲矿从5月的530元/吨最高涨到12月的910元/吨，65%的巴西矿从5月的580元/吨最高涨到年底的1050元/吨，涨幅分别为71.70%和81.03%。 不仅我国钢铁行业认识到了铁矿石定价机制变动带来的影响和风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钢铁企业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现如今，“铁矿石金融化”风暴正在全球范围内火速蔓延。诸多棘手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弄清楚：在这条以铁矿石为基础而衍生出的金融链条上，究竟是谁在积极参与，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和潜在风险，铁矿石定价话语权微弱的我国钢铁行业该如何应对，等等。 避险需求催生铁矿石掉期交易 2010年之前，我国铁矿石主要以两种方式进口。一种是铁矿石需求方与供应方每年通过协议谈判，达成年度协议价。由于年度进口价格较为稳定，通过年度协议价格进口的铁矿石量也比较稳定。另一种是在年度协议价格的基础上的现货进口价格。当现货价格低廉时，企业会倾向于通过现货市场采购。

   今年4月，国际三大矿商(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强硬地改变了“游戏规则”，年度协议价机制被季度协议价机制挤出“舞台”，新的季度价格依据最近3个月的现货平均价格，新的定价规则向现货定价机制大步靠拢。而历史告诉我们，铁矿石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幅度之大，是钢铁生产企业难以承受的。年度协议价格相当于铁矿石远期合约价格，以年内确立的稳定价格规避铁矿石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钢铁生产企业和贸易商均能有条不紊地安排生产和运营。相比之下，现货价格波动频繁且剧烈，在与年度协议价格结合使用的情况下，风险尚可控制，但若成为市场上唯一的定价准则，必然会给钢铁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带来巨大风险。当下的全球经济，经历经济危机的阴霾后，开始稳步复苏，钢铁需求持续恢复，铁矿石需求也因此攀升。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和剧烈波动，自然成为了钢铁生产企业的心头大患。 
    
  

    因为铁矿石现货价格不容易反映真实的市场供需情况，受卖方影响明显，而且现行的铁矿石价格指数时间均较短，受卖方及国际投行的影响明显，没有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 第五，掉期交易是交易双方互换资产风险和收益的交易，资产的物理位置可以不变，但相关的风险和收益已经转移。随着钢铁企业避险需求的升温，铁矿石金融衍生品开始受到市场的青睐，铁矿石掉期交易市场率先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因为： 第一，掉期合约是非标准化合约，合约内容和条款由交易双方直接协商，或由交易双方通过第三方中介协商。掉期合约设计能比较符合交易双方的实际情况，具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特点。而期货合约和大部分期权合约都是交易所规定的标准化合约，不具有针对性。 第二，掉期合约产生快捷。与远期合约类似，掉期合约交易只需交易双方确定，产生相对比较快捷。而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涉及到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交易所等各层级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而且上市后存续时间较长，需要有较大的交易需求(关注且有套期保值意愿的参与者较多)以维持交易所的运营成本。 第三，掉期的功能是通过特定的合约来为企业规避特定的风险，只需买方和卖方两个对手方。而期货合约还肩负着价格发现功能，价格以市场化方式形成，单个厂商不容易通过控制供求对价格产生影响。铁矿石市场的买方和卖方实力相差悬殊，属于寡头垄断市场，一旦现货商囤积哄抬价格，价格很容易失真。 第四，期权合约的基础资产价格必须具有权威性、强流动性、变动平滑、灵敏、不频繁跳空等特点，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参与者。而铁矿石季度协议价格不适合作为期权的基础资产价格。这类交易属于表外交易，账面价值和真实价值难以实时准确公允估算，对衍生业务的会计报告要求并不严格，易于隐藏。